气候变化真的存在吗?还是仅仅是理论预测?******
当地时间12月7日,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中国角“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边会正式举行。来自不同国家的政界、业界和学界人士在边会上围绕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传播干预低碳消费、电影艺术与气候传播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新社编委、经济部主任俞岚在边会上发表致辞时表示,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是正在发生并且愈来愈严峻的现实,任何所谓的反证和否认或许只是掩耳盗铃般的自欺欺人。
俞岚认为,当前气候传播应该传递三个重要信息,第一是把公共意义和愿景带入有关气候变化的绿色事业,第二是从两端发力相向而行实现绿色目标,第三是深度运用相关技术使绿色经济流程平滑高效。
在俞岚看来,我们的首要担当是倡导气候变化共识,首要任务是提升公共意义和愿景,首要主张则是强化技术驱动,最终目标是让全球气候治理更有效率。
中新社编委、经济部主任俞岚 中新社 陈溯/摄以下是俞岚致辞全文:
尊敬的解振华特别代表,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由中国新闻社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联合主办的“气候传播和公众意识”主题边会。这是我们连续第六年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国角”主办这一主题的边会,也是解振华主任今天凌晨抵达卡托维茨后参加的首场边会,足以可见中国政府对于气候传播和提升公众应对气候变化意识的高度重视。
我本人从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开始跟踪全球气候谈判进程,8年来,我和我的同事笔下记录了许许多多的气候人、气候事,见证了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进展,也目睹了绿色低碳转型的艰难和困惑。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面临强烈不确定,作为媒体人,我们比以往更加迫切地需要向公众讲好气候故事,鼓励更多人自觉加入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在新的数字化时代,媒体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角色和定位也应该与时俱进,在我看来,我们的首要担当是倡导气候变化共识,首要任务是提升公共意义和愿景,首要主张则是强化技术驱动,最终目标是让全球气候治理更有效率。
在陈述我的观点之前,有一个问题跃然而出,那就是“气候变化是现实发生还是理论预测?”如果答案不是一目了然,那么让我们直观回忆一下近期肆虐的飓风麦克,加利福尼亚山火,印尼的海啸以及很多美妙名称的极端天气现象,比如厄尔尼诺。所以,无需复杂论证,气候变化确实在发生,并且发生的频度和烈度均超出我们的预期。显然,我们需要达成的第一个共识是,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是正在发生并且愈来愈严峻的现实,任何所谓的反证和否认或许只是掩耳盗铃般的自欺欺人。在此次气候大会上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在经过了连续三年的平稳表现后,2017年、2018年再度反弹。到底是我们做错了什么还是做得远远不够?1.5度或2度的目标如何才能按进度实现呢?或许,我们需要做得更多,更加坚定,并且更加有指向性。
以下几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也应该是当前气候传播中的要传递的重要信息:
第一,把公共意义和愿景带入有关气候变化的绿色事业。任何经济实体,在财务收益的必然选项基础上,必须把环境、社会效益和公共责任纳入目标和愿景;任何投资活动,除经济回报外,ESG、责任投资和可持续性投资等必须自动成为投资决策的关键要素;公共意义和愿景必须是人类财富创造活动有机且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绿色必须始终成为人类活动的底色。进入新经济时代,绿色代表价值,绿色创造价值,没有绿色内涵的所谓经济价值在扣除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等之后所剩无几,所以,公共意义和愿景并非经济不可持续,很多实证研究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从两端发力相向而行实现绿色目标。全球多边协议是“从上而下”的制度安排,需要广泛协调参与国的利益和诉求,参与国以民生、发展、福利和成本等因素,都能相对容易地拒绝协议或执行时消极应对。协议本身立意高远,结构缜密,但症结却在执行层面,没有一定强制力的执行机制,国际协议全面落地的可能性不高。那么,为何不可以考虑同步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呢?就是建立规则导向的气候要素市场和发明并推广有益于可持续发展的技术。绿色技术一旦经济上可行,它的系统性推广就会提速,而广泛运用也就水到渠成。在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技术不仅是催化剂,而且是主要推动力,一旦通过市场使技术可定价、可交易,那么,即便出于经济考量,市场主体也会理性判断并调整其碳排放和碳足迹,经济个体合成的结果是绿色经济整体收益的“帕累托改善”。
第三,深度运用相关技术使绿色经济流程平滑高效。数字化时代,技术无处不在,绿色经济也不例外。绿色倡议在规范化和流程化的过程中,诸多环节存在瓶颈和制约,仅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出发,可以一定程度上进行疏导和协调,但多元利益诉求的低程度披露和低精度量化始终约束效率的进一步焕发。假设换一个思路,把技术引入绿色经济流程。比如,区块链技术。运用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记账方法,把绿色经济活动和所有参与者的一举一动实时记录,任何修改都会同步呈现,信息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高度对称,任何的“漂绿”(greenwash)和指标数据造假行为分毫毕现。因此,可核实的技术实现迎刃而解,其后的惩罚机制和强制措施也就有了充分的依据。
这些在全球气候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上有争议或者有疑虑的问题,恰恰是媒体可以大有作为的空间。近些年来,我们看到在中国、在波兰、在欧洲,在全球各国,都有可喜的变化正在发生。然而,与此同时,IPCC最新发布的1.5摄氏度报告又一次给人类敲响了警钟。我们都在与时间赛跑,但跑步的速度还不够,记者与媒体的职责,或许就是一遍又一遍地指出这一点,并且用前瞻的眼光帮助厘清未来发展的方向。
我看到,今天在座的有不少是曾并肩作战多年的老朋友,中国参与气候谈判、气候治理这么多年以来,政府、媒体、学界、企业、民间组织也形成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命运共同体”,我衷心希望,气候传播的朋友圈能够越来越大,气候传播的事业也能够不断地有“新鲜血液”参与其中。
再次感谢各位参加今天的边会,谢谢!
“单飞”后的贵州习酒距离上市还有几个路口****** 2022年,贵州习酒“单飞”这一事件备受业界瞩目。12月29日,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贵州习酒发生多起工商信息变更,公司名称由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贵州习酒股份有限公司,市场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随着更名完成,持续了近半年的贵州习酒“单飞”在2022年末告一段落。与此同时,业内有关贵州习酒上市的讨论声渐响。脱离茅台后,贵州习酒上市将不再涉及同业竞争,贵州习酒距离敲钟上市或许更进一步。 贵州习酒“单飞” 近日,贵州习酒发生多起工商信息变更,贵州习酒企业名称卸下“茅台”二字,一时间,贵州习酒挥手告别茅台走向“单飞”路再次成为业界焦点。 北京商报记者梳理了解到,贵州习酒“单飞”持续了近半年时间。6月10日,贵州习酒退出茅台集团财务公司。随后,7月12日,茅台发布公告称将划转所持贵州习酒股权至贵州省国资委。同期,张德芹调任贵州习酒任党委书记、董事长。7月15日,注册资本37.5亿元的贵州习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习酒集团”)成立。7月29日,茅台完成划转贵州习酒股权至贵州省国资委。仅在20天后,贵州习酒股权再次发生变更,贵州省黔晟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习酒集团加入股东行列。时隔4个月,贵州习酒发生多起工商信息变更,其中,贵州习酒由贵州茅台酒厂(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贵州习酒股份有限公司。此外,贵州习酒市场主体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随着名称变更完成,贵州习酒脱离茅台事件暂告一段落。 关于完成名称变更等多起工商信息变化,北京商报记者向贵州习酒发送采访提纲,但截至发稿,对方尚未予以回应。 广科咨询首席策略师沈萌指出,变更主体类型是为了打破原有类型对贵州习酒独立发展的限制,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实现更灵活的股权机制。不过,虽然独立上市是贵州习酒长期发展的目标,但不是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就一定是为了上市,况且以当前贵州习酒的业务规模也不足以支撑一家大型上市公司。 谁是酱酒第二股 业界将贵州习酒的变化与上市挂钩并非强行“组CP”,实际上,贵州习酒曾多次喊出上市口号。 据了解,早在2012年,时任贵州习酒董事长的张德芹就曾公开表示“习酒一定要上市”。而在2021年2月,习水县代表团曾在遵义市第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时表示,会全力支持和推动贵州习酒上市。此外,2014年、2017年、2019年,贵州习酒都曾宣布将实现上市目标。不过,以如今既定事实来看,贵州习酒多次上市计划均以失败告终。 如今,贵州习酒已成为股份有限公司,在业绩层面,曾倚靠茅台这棵“大树”的贵州习酒也在业界站稳了脚跟。12月26日,贵州习酒发布一则《致经销商朋友的一封信》中指出,贵州习酒已实现含税销售收入超200亿元。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贵州习酒的营收目标是177亿元,如今,贵州习酒已经超额完成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脱离茅台后,贵州习酒不再存在同业竞争问题。贵州习酒上市路上的最大障碍已扫清。不过,由于股东变更,贵州习酒在三年内无法IPO,尽管上市障碍已经扫清,但依旧无法排上日程。此外,随着酱酒市场的快速发展,酱酒行业内,郎酒、国台酒业都是贵州习酒的有力竞争对手,届时酱酒第二股花落谁家仍不能下定论。 打破酱酒格局 对于贵州习酒而言,“单飞”意味着有了独立上市的资格。而对于酱酒行业而言,贵州习酒的“单飞”则意味着酱酒格局将要被打破。 离开茅台后,贵州习酒从茅台旗下产品成为市场中的独立品牌,在酱酒市场的发展空间也将更大。从产品价格带看,贵州习酒产品主打中端市场,品牌主力产品价格带分布在300-800元内。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贵州习酒京东自营旗舰店中,多款习酒产品有超50万条评价,销量十分可观。当贵州习酒独自进入酱酒市场中,中端价格带将迎来强势劲敌。 值得一提的是,在产能方面,贵州习酒也有着诸多优势。据了解,目前贵州习酒正在推进扩产技改,“十四五”技改(第一期)1.8万吨新产能及配套项目正在建设中。按照规划,到2026年习酒产能将达10万吨。 有品牌、有产能,贵州习酒这个“新”加入到酱酒行业的品牌或将成为行业内多个品牌的竞争对手。 沈萌指出,茅台是最知名的酱酒,但酱酒不只有茅台一个品牌。贵州习酒独立发展是从品牌角度的考虑,而无论是之前同属一家,还是之后各自发展,都只会让酱酒行业更具活力。 北京酒类流通行业协会秘书长程万松指出,贵州习酒的拆分独立,对酱酒品类的健康发展有利,丰富了优质酱酒的产品种类。此外,还对贵州酒业结构优化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将带动贵州白酒形成了规模梯次增长的产业结构。 北京商报记者 刘一博 王傲/文 贾丛丛/漫画 ·专家观点 · 北京酒类流通行业协会秘书长程万松: “单飞”后贵州习酒的变与不变 贵州习酒建厂70年以来,企业发展的基因比较稳定。从茅台中拆分独立出来,从市场端来看,影响不大,因为贵州习酒长期坚持与茅台保持“跟随不模仿”的策略,从产品定位到营销策略,都有自己独立的一套打法,而且市场也印证了这是一套成功的打法。 影响比较大的方面是股权结构和企业管理层面,在资本市场化、管理市场化等方面,贵州习酒有了更大的自主权。 ·记者手记 · 上市不会是任何一家企业的终点 持续近半年的贵州习酒“单飞”暂时落下帷幕,当贵州习酒卸下“茅台”这一前缀,虽然拥有了上市资格,但也失去了知名靠山。 对于贵州习酒而言,未来不仅要面临交易所响起的钟声,还要面临产品结构优化、消费客群细分、品牌锻造等诸多问题,可谓任重而道远。 中国网客户端 国家重点新闻网站,9语种权威发布 |